本书第 14 章的标题是“为什么有些人类社会会做出灾难性的决定”。作者总结了四个因素：

首先，团队可能无法在问题实际发生之前预测到；第二，问题发生后，群体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本质；第三，他们看到问题后，可能不会尝试解决它。最后，他们可能会尝试解决问题但失败。上述导致人类社会失败和崩溃的因素，看似令人沮丧，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以作为成功的路线图。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群体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制定一份清单来指导正确的决策。

1、在问题发生之前，团队没有预见到危机，犯了一个大错误。 （让人想起我们社会中的问题，比如把说真话的人贴上造谣者的标签。）

作者在书中引用的例子是1880年代英国殖民者将狐狸和兔子引入澳大利亚。殖民者将这两种外来物种引入澳大利亚后，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这两个物种都是通过英国殖民者的艰苦努力引入的，而不是偶然的行为，例如隐藏在进口干草中的微小种子或旺盛的外来杂草自行生根发芽。狐狸来到澳大利亚后，许多本土哺乳动物成为狐狸的猎物。这是因为那些哺乳动物是在没有狐狸的环境中进化而来的，所以它们不具备抵抗狐狸的能力。与此同时，引进的兔子不仅在澳大利亚与牛羊争夺草料，还与本土草食哺乳动物争夺食物，在地下挖洞。

事后看来，我们认为，那些辛辛苦苦将狐狸和兔子引入澳大利亚的殖民者现在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弥补损害并控制这些动物的数量的想法是愚蠢的。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引进新物种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抵达澳大利亚和美国时，移民官员会首先询问他们是否携带了任何植物、种子或动物，以防止这些动植物入境后繁殖并造成危害。大量的经验告诉我们要预见（但并不总是成功）引入新物种的潜在危险。即使是专业的生态学家也无法预测哪些物种的引进会成功，哪些物种会带来灾难，或者哪些物种会在一个地方生存而在其他地方却无法生存。因此，毫不奇怪，19世纪的澳大利亚人没有像20世纪那样经历外来物种带来的灾难，因此无法预见引入兔子和狐狸的后果。

在本书中，我们不止一次遇到一些人类社会由于缺乏经验而无法预见即将出现的问题。例如，格陵兰岛的维京人不可能预见到十字军东征将重新开放欧洲与亚洲和非洲之间的贸易路线，允许该地区的象牙进口到欧洲，从而影响格陵兰岛海象象牙的需求；他们也无法预见海冰。它将积累并封锁通往欧洲的海上航线。同样，由于科潘的玛雅人不是土壤科学家，他们不知道砍伐山坡上的树木会导致水土流失，土壤最终会被冲刷到谷底。

然而，以往的经验并不能保证社会因此有能力预见问题。 （例如，在非典后的社会，在这次疫情爆发之初，很多人都自信地相信过去的经验能够成功阻止病毒的传播。）特别是，一些经验因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有些社会可以依靠文字来详细记录已发生的事件。相比之下，没有文字的社会缺乏保存过去事件细节的方法。例如，查科峡谷阿纳萨齐 (Chaco Canyon Anasazi) 社会在 12 世纪遭受大干旱之前就曾多次经历过类似的灾难。然而，过去的干旱早在12世纪的一代人出生之前就发生了，而阿纳萨齐人没有文字。因此，即使同样的灾难发生，他们也无法提前意识到。同样，古典时期的玛雅低地在九世纪遭受了严重的干旱，尽管该地区在几个世纪前就经历过干旱。玛雅社会虽然有自己的文字，但只是用来记录国王的丰功伟绩和天文历法，并没有气候报告。因此，虽然玛雅人在公元3世纪经历了严重的干旱，但却无法帮助玛雅人预测9世纪干旱的发生。

在现代文字社会中，有记录的事件当然不仅限于国王或行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吸取过去的教训。我们都是健忘的人。例如，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一两年里，美国人避开了耗油量大的汽车，但很快我们就把这段经历抛在了脑后，转而开SUV。

社会未能预见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错误的类比。当我们遇到不熟悉的情况时，我们通常会将其与过去熟悉的情况进行比较。如果新旧情况确实相似，这是一个好方法；但如果它们只是表面上相似，那就可能非常危险。

法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准备是错误类比的一个著名例子。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和流血之后，法国人认识到防御德国的重要性。然而他们以为二战会和一战一样，将他们拖入堑壕战的深渊长达四年之久。守方的步兵团利用战壕抵御对方步兵团的进攻，进攻方则利用新发明的坦克协助步兵团进攻。因此，在二战之前，法国人花费巨资在东部修建了庞大的马其诺防线，以防御德国的入侵。

然而，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军意识到需要采用不同的策略才能获胜，于是他们用坦克代替步兵作为先锋，组成装甲部队穿越此前被认为不适合坦克作战的森林地形，绕过马奇诺防线仅用六周就击败了法国人。因此，法国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做出的错误类比，导致他们错误地认为即将到来的新战争将与之前的战争相同，尤其是在之前的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的情况下。

2. 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

决策失败路线图上的第一站是没有预见到问题，下一站是没有意识到已经发生的问题。

首先，一些问题的根源很难发现。例如，目前尚不清楚冠状病毒从何而来。

未发现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远程管理，这对于任何大型社会或大型企业来说都可能是一个问题。例如，蒙大拿州最大的私人林场和林业公司的总部并不在蒙大拿州，而是位于400英里外的西雅图。由于该公司主管不在现场，他并不了解林场杂草问题的严重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善于管理的公司通常都会派管理人员定期巡查现场。

如果一个社会无法发现已经发生的问题，最常见的情况可能是问题发生得很慢，波动很大。当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球变暖。

我们已经知道，近几十年来，全球气温一直在缓慢上升，这主要是由于人类引起的大气变化。

然而，全球气温每年与上年相比并没有上升0.01度。而是上下波动，每年都不一样：一年夏天的气温比上一年高3度，次年夏天气温上升2度。一个夏天下降了 4 度，第二年夏天下降了 1 度，第二年夏天下降了 5 度，以此类推。由于这种变化波动较大、无规律性，必须长期观测并排除各种干扰信号，才能获得平均每年0.01度的增量。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前大多数气候学家对全球变暖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中世纪的格陵兰人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无法确定气候是否正在变冷；同样，玛雅人和阿纳萨齐人也无法确定气候是否正在变得干燥。

政治家经常使用“安静的常态”一词来描述隐藏在令人不安的信号背后的缓慢变化。如果经济、教育、交通等问题发生得非常缓慢，你很难注意到事情正在逐年恶化，“正常”的标准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如此快速的变化总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人们才会意识到事情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他们所习惯的常态也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

另一个与“悄然改变常态”相关的术语是“景观失忆症”。因为地貌年复一年地一点点变化，人们将不再记得50年后的样子。

“复活节岛民砍倒最后一棵棕榈树时会说什么？”

自然，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突然的变化：今年，复活节岛仍然覆盖着茂密的棕榈树。岛民吃它的果实，用它们酿酒，还用它的树干来运输和运输食物。石像竖立起来；第二年，由于岛民的愚蠢行为，岛上只剩下一棵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复活节岛上的森林年复一年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微妙到难以察觉。今年这里砍掉了几棵树，荒芜的花园里可能会长出几棵新树。只有当最年长的岛民回忆起他们小时候的样子时，他们才会注意到这种变化。他们的孩子可能已经无法想象父母描述的参天大树的景象。年复一年，复活节岛的树木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价值越来越低。当最后一棵结果实的大棕榈树被砍伐时，这棵树早已失去了经济价值。岛民砍伐的棕榈树苗逐年变小，逐渐开始变成灌木。没有人注意到最后一棵棕榈树苗是什么时候被砍倒的。当时，没有人记得数百年前岛上曾有大片具有经济价值的棕榈树林。相反，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森林砍伐速度太快，幕府更容易察觉地貌变化并及早采取行动。

3. 理性的恶行

失败的群体决策路线图上的第三站不仅是最常见和令人惊讶的，而且它也以多种方式发生。当社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后，通常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而是不去尝试补救。 （甚至转嫁责任，比如某个灯塔国。）

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将问题归咎于人们利益冲突时出现的“理性行为”。换句话说，有些人认为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什么错。科学家们用“理性”这个词来形容这种行为，正是因为它是合理推理的结果，尽管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这些肇事者知道他们不会受到惩罚，特别是在没有相关法律限制或法律执行不充分的情况下。这样的人通常只有少数人，受到巨大的、现实的、眼前的利益的驱使，心怀鬼胎，吃亏的却是群众。 （我心里一直有川建国的形象。）

获利者感到安全，因为损失分摊到无数人身上，而每个人只有一点点，不足以形成清算利润的冲动。即使挑战成功，好处也不多且不确定。此类例子还包括所谓的“不公正补贴”，即一些行业依靠巨额政府资金支持才能拥有经济价值。比如美国的渔业和制糖业，澳大利亚的棉花业（政府承担棉田的灌溉费用，并提供间接补贴）等，所以少数渔民和农民就想方设法获得补贴，以谋求发展。谋生，而失败者（所有纳税人）没有发言权，因为这笔钱只是他们缴纳的税款的一部分。在某些类型的民主制度中，一些有影响力的小团体会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利益，比如美国参议院中来自小州的参议员，或者以色列的一些制衡。的小教派。

“理性之恶”最常见的形式是“对我有利，对你不利，对任何人都不利”——换句话说，就是“自私”。

另一种由理性行为引起的利益冲突是权力决策者与社会其他人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由于这些当权者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管他们的行为是否会伤害他人。如今在美国，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住在有围栏的房子里，自己喝瓶装矿泉水。例如，安然高管挪用公司财产中饱私囊，损害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纵观历史，自私的国王、酋长和政客，无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往往要对社会的崩溃负责，包括玛雅国王、格陵兰岛的维京酋长和现代卢旺达的统治者。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她的著作《愚蠢的进行曲》中分析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灾难性决定，从古希腊的特洛伊木马大屠杀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天主教会的独裁统治。新教的兴起，德国决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引发美国宣战），以及日本 1941 年偷袭珍珠港，也引发美国宣战。正如塔奇曼所说：“造成政治愚蠢的首要力量是对权力的渴望，这就是塔西佗所说的‘所有激情中最罪恶的’。”在这种权力欲望的支配下，复活节岛的酋长和玛雅国王要求他们的人民为他们树立了比他们的对手更大的雕像和纪念碑，因此他们一再加速森林砍伐而不是保护森林。他们陷入了竞争的恶性循环。如果哪个酋长或国王只是为了保护森林而立起一座小石像或石碑，他就会被嘲笑，甚至失去地位。这是比较短期声誉时经常出现的问题。

相反，统治阶级不太可能因为与大众利益相冲突而拒绝解决已知的问题，因为他们很难摆脱其行为的后果。

4. 灾难性的价值观

前面提到的例子说明，社会并没有解决感知到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可以从这些问题中获利。与理性行为相反，不愿意解决感知到的问题也可以归因于“非理性行为”，即对每个人都有害的行为。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往往发生在个体心灵中存在价值观冲突的时候：如果一些不好的事情对我们所紧密依附的价值观有利，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转而转的做法。转身的态度。芭芭拉·塔奇曼将这种常见的人类特征描述为“一个接一个的错误”、“头脑迟钝”、“拒绝从负面信号中得出结论”以及“智力停顿或迟钝”。心理学家用“沉没成本效应”来描述相关特征：如果我们在一份保单（或股票）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我们就不愿意轻易放弃。

宗教价值观往往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可能成为灾难性行为的触发因素。比如，复活节岛上大规模砍伐树木，多是出于宗教原因：巨大的石像是岛民崇拜的对象，因此他们不惜砍伐树木来运输和竖立石像。与此同时，在9000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半球，维京人正在格陵兰岛追求基督教的宗教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加上他们对欧洲身份的认同和保守的生活方式，让他们紧密相连，互相帮助，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共同生存了数百年。这些良好的特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导致了成功）也阻止了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和向因纽特人学习生存技能。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维京人可能会在格陵兰岛生存更长时间。

现代世界也有许多平凡的例子，说明我们深信的价值观是如何过时的。澳大利亚的英国人继承了养羊、生产羊毛、高估土地价值、英国身份等传统，最终在偏远的地方（新西兰除外）建立了一个第一世界的民主国家。直到现在，澳大利亚人才开始承认他们所尊崇的价值观也有阴暗面。卢旺达人将大家庭视为理想的生活方式。这当然是儿童死亡率高的时代唯一的选择，但也导致了今天的人口过剩局面。正是这些早期的价值观导致当今第一世界国家对环境问题采取对抗态度，而这些价值观并没有被重新审视。 “统治者或政策制定者坚持他们最初的理想。”塔奇曼说道。

当一个人决定是否放弃一些与生存相悖的核心价值观时，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一个人什么时候会不顾自己的生命呢？在现代世界，数百万人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为了生存，他们是否应该背叛亲友，屈服于独裁者的强权？还是离开家乡，流亡海外？国家和社会有时面临类似的选择。

所有这些决定都带有赌博的成分，因为一个人常常不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会带来毁灭，放弃它们是否会带来生存的希望。格陵兰维京人自认为是基督教农民，但事实上他们决定宁愿为基督教而死，也不愿像因纽特人那样生活。最终，维京人输掉了这场赌博。当东欧五个小国面对侵略性的俄罗斯军队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于1939年不战而降，而芬兰则从1939年至1940年浴血奋战，最终保住了独立。 1956年，匈牙利人输掉了战争，失去了国家的独立。谁能说哪个国家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谁能预料到这场赌博只有芬兰获胜？

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成败的关键在于知道哪些核心价值观应该继续受到尊重，哪些核心价值观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放弃，寻找新的价值观。 （这次疫情过后，不知欧美会不会抛弃“没病就不要戴口罩，戴口罩就代表有病”的奇怪价值观。） 60年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放弃了一些他们长期以来信奉的、对国家形象至关重要的价值观，转而支持其他国家。英国和法国放弃了长达数百年的世界统治地位，日本放弃了军事传统，俄罗斯放弃了长期的GC实验，美国坚定地背离了一些过去的价值观（尽管不是完全） ，例如合法化的种族主义、合法化的同性恋恐惧症、厌女症和性压抑。成功属于那些勇于做出艰难选择的社会和个人，赢得这场赌博也需要运气。

5、其他非理性故障

在价值观冲突下，一些社会可能会表现得非理性，试图解决或不解决问题。在问题被认真对待之前，常见的非理性动机包括公众不喜欢第一个注意到问题并抱怨问题的人（例如，举报人被称为造谣者）。

有些非理性地拒绝解决已知的问题往往是由于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卢旺达和海地的农民以及当今世界各地生活在贫困中的数十亿人都在担心明天的粮食。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生活在热带珊瑚礁地区的贫困渔民不惜使用炸药和氰化物来捕捞珊瑚礁鱼（殊不知珊瑚礁偶尔也会被炸毁）。显然，他们正在毁掉自己未来的生计。对于政府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往往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的问题。只有在灾难即将爆发的时候，他们才会注意到。对于这种非理性拒绝解决问题的现象，也有一些推测性的解释。在短期决策过程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叫做“从众心理”。正如德国剧作家席勒所说：“任何人在独处时都是明智而理性的，但当他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立刻就变得盲目了。”历史上运用从众心理的例子有很多：中世纪晚期，欧洲对十字军的热情；1 634年至1636年，荷兰的“郁金香热”达到顶峰；绞死女巫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1692年的塞勒姆镇女巫审判；而在20世纪30年代，疯狂的人们受到纳粹宣传的影响而失去了理智。

群体决策过程中出现的另一种与从众心理类似的行为是“群体思维”。它的人数比从众心理要少，而且比较平静。特别指的是一个小而高度凝聚力的团体（如猪湾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的顾问小组，或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总统的顾问小组），必须在各种压力条件下做出决策。压力以及对同行支持和认可的需求可能会导致故意压制怀疑和批评、集体陷入错误想法、仓促达成共识，并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决定。从众心理和群体思维可能只会持续几个小时，也可能持续数年。那么在几十年、几个世纪处理环境问题的过程中，一些灾难性的决定是否也与从众心理或群体思维有关呢？是否与盲目思维有关？

例如，如果在狭窄的河谷上修建一座高坝，如果大坝溃决，洪水将淹没下游的居民。对下游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询问他们是否担心大坝溃决。毫不奇怪，离大坝越远的人担心得越少，而离大坝越近的人担心得越多。令人惊讶的是，居住在大坝几英里范围内的居民最担心大坝垮塌，而居住在大坝正下方的居民则根本不担心。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否认。这些居民每天抬头就能看到大坝。保持冷静的唯一方法就是否认大坝可能垮塌的事实。虽然这种心理否认经常发生在个体身上，但似乎也可以用在群体心理的分析中。

6.失败的计划

最终，即使社会预见到危机、认识到问题并试图解决它，仍然会失败。这可能是由于几个明显的原因：问题的难度超出了我们目前解决的能力；有解决办法，但成本太高（比如群体免疫）；我们的努力太少或太晚。夜晚。有些努力收效甚微，甚至可能使问题恶化。

例如，维京人在格陵兰岛生存了四个世纪后，最终变得难以为继。

残酷的现实是，五千年来，格陵兰岛气候寒冷，资源有限。因此，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在维京人被击败之前，美洲原住民以狩猎采集为生，但最终灭绝了。因纽特人在格陵兰岛依靠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生活了700年，但他们一直在挣扎，有些人经常饿死。现代因纽特人不再想像过去那样使用石器和狗拉雪橇，也不想划着木筏出海用鱼叉捕鲸。相反，他们希望依靠外国的技术和食物来生活。目前的格陵兰政府尚未发展出不依赖外援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格陵兰政府也尝试过像中世纪维京人那样在岛上饲养牲畜，但最终放弃了养牛，转而向生活艰难的养羊户提供政府补贴。从这些例子来看，维京人在格陵兰岛的失败并不令人意外。同样，美国西南部阿纳萨齐社会的失败也可以看作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劣，不适宜农耕，所以阿纳萨齐人建立长期农业社会的努力最终失败了。

7.希望的迹象

人类社会和较小的群体都可能因多种原因做出灾难性的决定：未能预见危机；未能认识到已经发生的问题；未能解决察觉到的问题；尽管做出了努力，但未能解决已知的问题。成功。现在，我们终于能够找出社会消亡的原因。根据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识别出某些熟悉的群体因上述原因之一而失败。

社会显然并不总是失败。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会活到今天，也不会过着 13000 年前石器时代的生活了。然而，那些失败的例子仍然值得记录。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能选取几个社会来讨论，不可能像百科全书一样对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类社会进行评论。

为什么有些团体（或领导者）失败而另一些团体成功是一个大话题。比如，同样干燥寒冷的环境条件下，为什么印加帝国的造林行动成功了，而复活节岛人和格陵兰维京人却失败了？虽然部分问题在于个人本身，但仍然希望决策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导致失败的可能因素并尽力避免它们。

从美国与古巴关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了解失败原因的重要性。 1961年春，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其顾问团队做出了错误的集体决策，对古巴猪湾发动了入侵。他们不仅遭受了巨大的失败，还引发了更加危险的古巴导弹危机。

猪湾事件暴露了几个容易导致群体决策失误的特点，比如一致的错觉；对异议者施加压力；领导者（肯尼迪）有意将讨论引向一个方向，以减少分歧。古巴导弹危机后，正是肯尼迪和他的同一批顾问应对了危机。这次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再次出现“盲目集体思维”，进行了集思广益，讨论非常富有成效。肯尼迪总统要求发言人大胆地提问，自由讨论并分别讨论。有时，他会故意离开会议室，以防止他的意见影响他人的判断。

为什么两个古巴危机中的决策决定如此不同？最重要的是，在1961年猪湾事件发生后，肯尼迪（Kennedy）从经验中学到了从经验中学到的，并要求咨询团队深入反思并找出先前决定的问题。因此，在1962年，当他与咨询小组讨论决定时，他故意改变了进行讨论的方式。

当然，除了肯尼迪外，还有许多其他成功的领导人以勇气，机智和勇气赢得了我们的钦佩。但是还有另一种类型的领导者可以在芽中解决问题。由于当时的问题尚不清楚，因此这些领导人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批评或嘲笑。但是，尽管遇到了困难，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最终赢得了所有人的钦佩。例如，日本早期的幕府幕府幕府将日本开始在日本跌落到没有像复活节岛那样生长的地步之前就开始控制记录。多米尼加巴拉杰（Dominican Balaguer）采取了强制措施来保护环境（无论他的动机如何），使伊拉克在西班牙岛的东部和西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蒂科皮亚的负责人决定消灭猪，因为它们摧毁了田野，即使猪肉被认为是美拉尼西亚社会的高端食物。中国的领导人在其国家的人口像卢旺达的人口膨胀之前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其他令人钦佩的领导人包括前德国总理艾登和西欧国家的其他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决定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并敦促所有国家团结和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另一场欧洲战争的风险被降至最低。我们不应该给这些勇敢的领导人的掌声。那些勇敢而知识渊博的民族也应该赢得人们的赞赏，例如芬兰人，匈牙利人，英国，法国，日本人和俄罗斯人。 ，美国人，澳大利亚人等，他们敢于挑战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不适当的情况下丢弃他们。

这些勇敢的领导人以及勇敢而知识渊博的人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只有通过深入思考过去失败的原因，我们才能知道如何改变课程，纠正错误并踏上成功之路。

希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