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在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要职的著名外交家、法学家吴廷芳在其回忆录《一位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中写成。他的晚年：

“中国人和美国朋友在娱乐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对体育的态度。中国人永远不会想到几千人聚集在一起只是为了看一场足球比赛。我们还不够现代化，我愿意花一半的时间一天看别人比赛……我怀疑体育是否真的能在我们的人民中流行起来，从东方人的角度来看，它太暴力了，不够庄重。”

显然，吴廷芳“高估”了东方风格的“尊严”，“低估”了中国人民现代化的速度。事实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体育，或者说现代体育，已经悄然席卷了中国的开放城市，成为人们追逐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现代体育的发展始终与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改革家和革命家按照各自的政治理想，将积贫积弱的帝国转变为先进的民族国家的努力密不可分。这段历史也浓缩在清华大学（当时的“留美预科学校”）的百年体育史中。从“不能把东亚病夫送出国”到“为祖国健康奋斗五十年”，清华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意识形态下体育承载的不同社会功能、围绕体育的话语对抗。清华“游泳新规”引发的争议，给我们提出了当今中国大学该如何发展体育的紧迫问题。

1.“不能把东亚病夫送出国”：现代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建立

从先秦“六艺”中的“射”、“练”，到军事演练、民间游戏中的蹴鞠；从唐、宋、元三代宫廷贵族痴迷的“马球”（马球），到清代少数民族政权偏爱摔跤、“冰球”，再到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该运动在英文Rebellion中被称为“The Boxer”，直译为“Boxer's Rebellion”——从民间抵抗侵略运动中逐渐出现的秘密武术。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的武术在其悠久的历史中拥有独特的身体文化和身体技术。

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田径、游泳、球类等西方体育项目以及奥林匹克式的比赛规则与这些本土“传统体育项目”完全不同。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从事其中的人和他们遵守的规则。调动的肌肉和使用的装备，更重要的是“传统体育”士大夫的侠义之道和帝国中心的“世界”秩序已经不能适应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要求。清末民初精英阶层。他们需要用象征着纪律、力量和进步的“现代体育”来建设一个新世界。现代民族国家使中国重新融入全球格局和历史进程。

欧洲现代体育的发展与法国大革命后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密不可分。体育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规训作用。它对规则和管理的服从、对身体动作和行为设定的界限、对成功和卓越的量化、对具有国家象征的统一着装的重视、以及竞争与战争之间的潜在联系，都使个体的身体产生了新的对应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的国家体系。这种关系不同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宇宙秩序、理想政治秩序、圣人之体的同构。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古代，是具有神权的皇帝来维持和调整这种同构关系。 ，而在新的体国关系中，没有皇帝的地位，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接下来，国家的兴衰是用物种间的丛林法则来解释的。翻译了赫胥黎的《天的演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群学埃言》）的严复在《元强》一文中指出“一群人、一个国家的建立是如同生物的身体和功能一样，虽然大小不同，但治理和治理是一致的。”

中国最早的体育教育出现在军事院校和基督教教会学校。军事院校的体育教育主要受德国和日本的影响。培训由外籍教师或留学归来的中方教师主持。训练内容主要是瑞典式或德式体操。这种体操运动是在明治维新时期传入日本的。经过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如与武士道相融合）后，由中国留日学生传入中国。教会学校的体育教育主要继承了英美模式，但仍然离不开民族主义和男性文化。它主要受到19世纪中叶从英国兴起的“肌肉基督教”运动的影响，强调爱国使命、阳刚之气，崇尚团队合作、自我牺牲以及体育运动的身心之美。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最早开展体育教育的宗教学校之一。 1895年抗日战争后，学校利用学生的军事热情，开始组织学生进行军事演习。起初，他们只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行军和队形训练，后来又引入了徒手练习和哑铃练习。 1898年，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向学校捐赠枪支200支，每周3次的操练成为必修课，尤其是每周五的大操练，类似于军事检阅。学生们“头戴鸡毛冠，胸前缀紫绶，垂膝跪地，铺展数十丈，甚为壮观”。 1890年，圣约翰大学举办了全国第一次田径运动会。比赛项目包括短跑、跨栏、跳高、拔河等。尽管“当时大多数学生因不良习惯而坐在场边”，但“圣约翰大学模式”成为了基础体育。模式，在教会学校大力推广。到20世纪初，正规的体育课程在教会学校中很常见。

著名作家林语堂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他在《八十年自传》中回忆道：“如果说圣约翰大学给了我什么好处，那就是它给了我健康的肺部。如果我去公立大学，我就不会得到它。我学会了打网球，是橄榄球队的成员，也是学校划艇队的队长。学校里程创纪录，参加远东运动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学校当局相信这次经历对我来说非常有益。”圣约翰大学的另一位校友是著名体育教育家、清华体育创始人马约翰，主修化学和医学。他当时是一名有能力的运动员，是足球、网球、棒球​​、田径等各队的主力成员，尤其擅长短跑，曾在1905年上海世运会和1910年世运会上获得短跑冠军。南京全运会。 。

马约翰1914年来到清华大学担任化学老师，但他一直关心体育运动。马骏在口述文章《我在清华教体育》中提到，他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周亦春讨论体育问题：“他一开始不感兴趣，后来因为一个实际问题，清华每今年要派100多名学生去美国留学，他们派出去的学生必须是正派的，不能派给东亚病夫，所以学校除了考虑组织一些体育活动。让学生学习，建设图书馆和礼堂，还需要建设图书馆和礼堂。”

马约翰说，他主要考虑的是“祖国的荣誉”，担心学生出国后会受到欺负。 “所以，我经常告诉学生，要好好锻炼，要勇敢，不要害怕，要有活力，去拼搏。别人打棒球、踢足球的时候，你也该打呀打；他们能打什么，你就打什么。”你也要能想怎么玩就怎么出去，别让别人推你，让你跌倒。盯着你看，你中国学生都瑟瑟发抖。在国外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也不能落后。”所以当时清华规定只有通过体育考试的人才可以去美国。根据留学规定，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因跳远一脚失手，被马约翰扣留半年。

2、“为祖国健康事业五十年”：社会主义身体文化的形成

到了1920年代，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体育作为租界中的资产阶级趣味和中西结合的“不道德”，开始受到一些进步青年特别是左翼革命人士的批评。 1925年，在夺回教育主权运动的背景下，南洋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联合抵制一年一度的“八校运动会”，因为其他五所大学都是基督教会。到1920年代末，大多数体育比赛开始用中文举行，并逐渐开始由华人自己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曾批评外国人和国民党组织的体育比赛带有“冠军主义”。一些教会学校重点培养一些选定的运动员，并为他们提供牛奶、饼干等营养品，让他们在体育比赛或足球比赛中为学校做出贡献。取得好成绩，成为学校的“活签名”。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回忆，清华除了培养学生的一般体育习惯外，还会“选派代表与其他学校比赛”。 “运动员要经常交流，需要大量的体力消耗，食物也需要很高的热量。所以食堂旁边摆了一张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学生们看着他们，怀疑。”还有一些运动员的功课不太理想，“但我们还是设法把他们留在了学校，让他们为学校做出贡献。”

与国统区的“运动员体育”、“贵族体育”不同，中央苏区的体育不再仅仅为少数人服务，而成为动员群众、进行思想宣传的有效手段。在“锻炼工农铁骨、保卫苏维埃、战胜一切敌人”的方针指导下，体育在吸收新兵、发展党员、强健士兵体质、增强军队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平民百姓，鼓舞士气。这些比赛也成为了女性的庆典。是劳动节、劳动节、建军节等重要节日必不可少的集体活动。根据地的“红色体育”实践主要受苏联影响。列宁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体育作为一种必要的品格训练，塑造人的全面发展；苏联共产党甚至在1925年发布的一份文件中提出了新的方法。“革命体育观”认为，体育促进个人健康和性格的和谐发展，也有利于军事训练和集体认同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体育总会引进了苏联的“劳动保卫祖国准备”制度（简称“劳动卫生制度”）。 《劳动保健制度》是一套针对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标准。它标志着以服务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新体育文化正式形成。体育再次成为新政权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公众健康、提高生产力、备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政治理想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体育政策中。不仅每个人都享有参加体育锻炼的平等机会，甚至那些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人也可能被贴上“封建残余”和“特权”的标签。这种平等的身体文化也消除了性别差异。男女都留着短发，穿着军绿色衣服，一起做广播体操，从事同样强度的体力劳动。

1954年，时任体育主管的贺龙元帅决定在清华大学试行“劳动卫生制度”。该校一年级和二年级的体育课程分别以“劳动卫生系统”一级和二级为重点。三四年级的学生还必须在通过“劳动卫生系统”的基础上，才能选修特色课程和提高课程。对于未能通过“劳卫制”的学生，体育教研组还专门开设了基础课程。当时已经70多岁的马约翰仍然坚持教书。新学年开学后的一天下午，马约翰把全体新生聚集在礼堂，上“第一堂体育课”，介绍清华大学的体育精神和体育课。要求。 1950年代末，清华大学校长江南翔在全校体育干部大会上说：“你看，马先生今年76岁了，身体还很好，我们每个同学都应该努力为之奋斗”。毕业五十年后。”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了清华体育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奋斗五十年”。

在所有体育运动中，游泳似乎有着特殊的政治内涵，因为它是毛主席最喜爱的运动，并被历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所效仿。毛主席年轻时就十分重视体育运动。 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研究》一文中，他表达了对“国力衰弱，武术不振，国家制度日趋脆弱”的担忧。 ”，他阐述了体育教育“强筋骨、增长知识、调节情志、坚强意志”的作用，提出“德育、智育、体育并重”。还分享了他自己总结的一些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毛泽东年轻时酷爱游泳。晚年的他回忆起自己刚学游泳时的经历，“当时盛夏水涨，死了好几个人，最后一群人坚持到了隆冬，还在河里。当时有一首诗我已经忘记了，是的，我只记得两句话：“若有信心活两百岁，就如水击三千里。”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公开游泳，每次都释放出不同的政治信号——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毛主席在中南海赤边游泳，拒绝了苏联租借中国海岸线的要求； 1959年，他重游湘江，在水流最强的橘子洲头登陆。他作出批示：“湖南有湘、资、沅、澧四大江河，我们要大力发展游泳运动，要深入基层，推动群众性游泳活动。” 1966年，在被挤出权力中心后，他以渡江的方式表达了继续领导国家的能力和决心，而这次渡江也被认为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曾用游泳来比喻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过程：“要学会游泳，必须喝几口水。只有喝几口水，你才能了解水的特性，掌握游泳的规则。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如此。”

3、“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义务体育能否适应当今大学体育的发展？

清华大学“义务体育”的传统始于1913年。当时，马约翰还没有在清华大学任教。强制体育运动是由时任校长周宜春提出的。学校规定学生周一至周六每天下午必须参加课外体育锻炼，夏季下午4:30至5:30，冬季下午4:00至5:00。届时，所有教室和图书馆将被锁定，教师将在场。去宿舍检查，去操场辅导。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形容自己是一个“懒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穿坏了一双运动鞋，砸坏了三五个网球拍，大腿上也被棒球打出了一个大黑点。” 。

不能毕业的学生学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这也是老清华大学的传统。梁实秋先生因为这条规定吃了不少苦头。他抱着冒生命危险的心态参加考试，并让两名同学拿着竹竿站在游泳池两侧，以防万一。 ”我踩到了池边，猛地向池中央一跃，一下子就浮出了水面，冲力停止后，情况不对，整个人直接往下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之后，水，我又浮到了水面，还没来得及呼救，我就又沉下去了，可能是我接的时候太紧张了。一个月后考试，我的老问题我的身体又沉了下去，这一次我心里知道，这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于是我在池底爬了几口，往前游去。我的头露出了水面，我知道我已经游完了，所以我平静地游了几下，安全地跳到了对岸。马约翰先生弯下腰，挥手让我走开。并说， “好吧，你已经过去了。”

从2017年本科新生开始，游泳将再次与毕业挂钩。游泳入学考试未通过的学生须参加游泳课程，考核合格后方可毕业。此外，新生每天下午15:55至19:20不安排上课，督促学生养成锻炼习惯。对于为何将游泳列为毕业要求，清华大学体育系主任刘波解释说，因为游泳是一项必要的生存技能，从长远来看对学生有利；而游泳有更好的锻炼效果，有助于提高耐力。此外，在水中锻炼对关节和肌肉的损伤较小。

该规定一经颁布就引起了不少争议，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校打着恢复传统的旗号，强制学生学习游泳。然而，时代变了，体育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也与一百年前大不相同。为了摆脱“东亚病夫”的标签，体能运动传统对今天的年轻人是否还具有动员作用？

其次，大学生体质下降是全社会的问题。在基础教育阶段，大多数学校和家长只看重学业成绩，忽视学生体育兴趣和习惯的培养；社会公共服务和基层体育工作缺乏，免费向社会开放的体育运动场地和器材有限；国家体制塑造了畸形的体育文化，让大众对体育的认识变得更加工具性……这一系列的原因共同导致了现在的局面。这些问题能否通过进一步将体育与成绩、毕业等功利因素挂钩来解决？还是会适得其反？

第三，即使对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有硬性要求，但运动项目也应该多样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兴趣自主选择。采用“一刀切”的方法来迫使学生参与一个项目。 ，不让学生展现体育天赋，体验体育带来的快乐。

最后，也是一些学生和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学校的运动场地有限，游泳池里经常出现人满为患的饺子场景。一旦游泳成为必修课，从场地到老师再到学生的安全，运动损伤的护理如何得到保障？

清华大学出台的《游泳新规》不仅涉及一所大学和一项体育运动的问题，更涉及到我国现有体育体制和体育文化下大学体育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在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里，不少家长给孩子培养体操、花样滑冰等亚洲人擅长的领域，以期通过体育特长敲开常春藤大学的大门。聘请教练、租用场地、参加培训班，一年下来要花很多钱。此类运动已成为富人的游戏。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千军过独木桥”的现实依然严峻。在进入大学之前，运动甚至休闲的时间都是一种奢侈。 “一刀切”的政策难免显得不够人性化。期待全社会体育意识的转变和各方面配套设施的完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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