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作品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他不仅是对我们习以为常、内化为一些常识的知识的挑战，另一方面，也让作为读者的我们更加困惑——似乎处于现代文明的我们，似乎拥有了垄断权。关于理性和进步的定义。在詹姆斯·斯科特的思想历程中，这种来自文明社会的傲慢和自负，实际上是不自觉的规训和霸权话语的产物。无论是在《弱者的武器》还是《农民的道德经济学》中，斯科特都在文明边缘和被所谓进步主义叙事“抛弃”的草根组织中发现了一些珍贵的本土叙事。 ，或者在《国家视角》中斯科特批评超现代主义的大型工程以造福人类的名义侵蚀了当地的自治权和经验。斯科特对人类进入现代世界以来的线性历史观进行了无情的批评和嘲笑。以进步的名义借用了多少荒唐和野蛮，但在文明的褶皱中生长的生存智慧却以另一种方式捍卫了人性的存在。

《困于茧》 作者：（美）詹姆斯·斯科特 译者：田雷 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2年5月

然而，我们今天生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人类早期发展的唯一路径吗？人类对大规模工程的推崇、对简单化治理逻辑的推崇，是不是在早期文明中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些经验性的、地方性的知识一定会成为人类进化过程中被抛弃的选择吗？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回到人类文明的起源。斯科特把他的学术地图延伸到人类从无知中崛起的黎明，人类选择了他们最初的组织模式和公共生活。也是决定未来命运的地方。然而，在斯科特的假设和想象中，这一切并不是人类必然的命运。也许我们无法改变历史的方向，但在当今扁平化、简单化的世界中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同样重要。或许，审视历史和超越文明和进步的世界，往往能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探索人性更广泛的意义。

撰稿：孙燕飞

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以《农民的道德经济》、《弱者的武器》、《国家视角》和《摆脱统治的艺术》等经典著作而闻名，他参与了这段历史近年来的早期国家。 ，并发布了新作《困茧》。这本雄心勃勃的书试图推翻我们所知的以下人类历史的标准叙述：

首先，农耕取代了狩猎采集，人类开始定居。这次新石器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其次，随着农业和定居生活的出现，国家也出现了。国家的出现是各种文明形成的标志；

第三，农耕、定居、乡村、文字等要素构成了文明体系。这个文明体系带领人类一步步走向美好生活。然而，在这个体系之外，狩猎采集，刀耕火种，吃毛喝血，生活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因此，没有国家、没有文字的人是异类和野蛮人。他们食不果腹，生活艰难困苦，生活在黑暗之中。

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C. Scott) 出生于 1936 年，现任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讲座教授。他创立并领导了耶鲁大学农业研究中心。斯科特于1992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并于1997年至1998年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2020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授予斯科特最高荣誉“阿尔伯特·赫希曼奖”，认可他的“广泛而杰出的跨学科研究”。主要著作《农民的道德经济学》、《弱者的武器》、《统治与反抗的艺术》、《国家的视角》、《逃离统治的艺术》均有中文译本。并拥有众多读者。

斯科特研究的案例主要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冲积平原。这里是国家最早出现的地方，对其他地区国家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早在公元前8000-6000年，这里就已经出现了谷物和牲畜的驯化，但直到四千年后，才出现了以种植谷物和饲养牲畜为主的农业经济。最早的小国要等到公元3100年才出现。为什么会有四千年这么长的间隔期？

农业与早期文明的形成

斯科特提出了人类居住的湿地起源。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冲积平原是一大片湿地，环境温暖湿润。它是多个生态区的交叉点。一侧是海水环境，另一侧是两条河流的淡水生态。因此，它是野生的。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祖先可以在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中捕鱼、狩猎、采集。虽然出现了农牧业，但后者只是补充食物来源。多样化的生存方式保证了粮食安全。我们的祖先没有理由依赖单一的农业，这会带来生存风险。湿地物产的丰富吸引了先民们在此定居。但它们总是在不同的生态区觅食，种群相对离散，不利于国家的形成。

尼布甲尼撒二世，巴比伦王国国王，在位时间约公元前605年至公元前562年。他因建造空中花园和摧毁所罗门圣殿而闻名。他征服了犹大王国和耶路撒冷，并驱逐了犹太人。

本书最重要的一点是，早期国家的形成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放弃了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转而以种植粮食为主要食物来源。那么，是什么让他们放弃了延续了数千年的狩猎采集、以粮食种植为辅的生存模式呢？为什么向以谷物为基础的农业体系的转变是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

对于前一个问题，斯科特接受了干旱假说。根据这一假说，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期间，美索不达米亚盆地的气候变得极其干燥。祖先们无法再从湿地环境中汲取多样化的食物来源，只能挤在仅存的河道中。沿海地区密集种植谷物。换句话说，正是大干旱迫使美索不达米亚冲击平原南部的祖先不得不以大规模种植谷物作为生存方式。书中关于这个假设的文字不多。后一个问题，即“玉米国”假说，正是斯科特想要强调的。与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一样，斯科特认为国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小团伙成功收取保护费。谷物为征收保护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因为谷物作物最适合集中经营，有固定的成熟收获期，可计量、可分割、可计价，便于储存、运输和配给。换句话说，粮食对于国家的形成具有无可比拟的“行政优势”。相比之下，狩猎采集者的捕获物难以估价，不方便运输和保存，不利于税收，而且猎人的行踪难以预测且难以控制。

伊拉克古代巴比伦王国的遗址。

与贾里德·戴蒙德的观点类似，斯科特也认为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的转变是人类的悲剧。他进一步认为，以谷物种植为基础的早期国家对人类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诅咒，而不是一种祝福。

首先，与狩猎采集者相比，农民以谷物为主的高碳水化合物饮食使他们营养不足，骨骼脆弱，容易患病，平均寿命缩短。此外，农民的生活以种植三五种农作物和七八种牲畜为主。他们日复一日地辛勤劳作，生活节奏以农作物和牲畜为主。从这个意义上说，斯科特说，人类在驯化动植物的同时，也被它们驯化。 “当智人迈出农耕的一步时，它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我们这个物种就像进入了苦行僧修道院，其中的监督者是几种植物……它们基因中的发条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是已经下达命令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与狩猎采集者相比，农民不仅休闲时间少得多，活动空间也少得多，而且他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和对自然节奏的感知也大大削弱了，而对于最后这一点，我们现代城市居民却没有。真正明白这一点，当我们周末呆在农舍，感受一点田园风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走进了大自然，但只要我们读《普里什》里的《自然的日历》，就能感受到猎人的存在。在森林里有一个敏锐的对鸟兽声、草虫声的认识，岂能与终日耕种庄稼的农夫相比呢？

更可怕的是，斯科特说，早期国家，或者说谷物国家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控制的开始。农活本来就是艰苦的。农业人口满足了自己的生活需求后，就没有动力去生产更多的东西。然而，为了向他们收取“保护费”，早期国家需要强迫农业人口生产超出其需要的剩余产品。 。强迫劳动自然会造成人口外逃，所以早期国家需要实行人口控制，将人口聚集到国家的核心产粮区。正如斯科特所说，早期的国家是“人口机器”。国家修建城墙不仅是为了抵御敌人，也是为了防止纳税人逃跑。早期国家也使用各种手段来最大化其人口基数。他们经常发动战争，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掠夺人口以满足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斯科特坚信奴隶制对所有早期国家都很重要，因为他们需要奴隶来补充其羽翼未丰的人口并从事苦役。

定居农业：一条被历史锁定的发展道路？

上述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粮食农业导致国家诞生。国家诞生后，粮食农业与早期国家联手，将人类锁在笼子里。

尽管充满了强制，但早期的谷物国家实际上非常脆弱。斯科特分析说，早期国家对几种谷物的依赖程度很高，如果歉收，自然灾害很容易导致饥荒；国家的出现导致人类居住规模空前扩大，木材需求量激增导致河流上游人口数量增加。过度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河流淤积、洪水等。大规模农业的集约化灌溉会导致土地盐碱化，减少粮食产量；早期国家还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物种混合，人类和携带各种病原体的牲畜共同生活，出现了各种人类和动物物种。人畜共患不可避免，人群密集，鼠疫很容易传播。由于这些因素，早期国家很容易崩溃。

《拾穗者》是法国巴比松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于1857年创作的布面油画，现藏于巴黎奥赛博物馆。

每当我们读到古代文明的灭亡时，我们常常会发出悲伤的叹息。历史学家还将青铜时代晚期东地中海各个王国的相继崩溃称为“黑暗时代”。斯科特对黑暗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早期国家的崩溃并不意味着人类回归黑暗。确实，中央集权王国的宏伟工程确实停止了，城市消失了，或许书写也中断了，但对于早期国家的臣民来说，他们能够摆脱国家的奴役和枷锁，不仅重新获得自由，同时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因此，斯科特说，早期国家的崩溃只是埋葬了“充满压迫的社会秩序”。有什么可哀叹的呢？

从同样的角度来看，斯科特对“野蛮人”也非常尊重。在他眼里，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刻意选择的。他们拒绝定居、耕种、写作和国家，因为他们了解自由的价值以及定居、耕种、写作和国家的后果。 ，因而不愿意将自己送入“文明”编织的牢笼。野蛮人享有农耕人民只能盼望的自由。不仅如此，通过控制长途贸易路线，利用军事优势骚扰定居的农耕国家，向他们勒索“保护费”，野蛮人过着比农耕人民更好的生活。事实上，农耕人口迁徙到游牧地区完成“自我野蛮”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斯科特的笔下，从早期民族诞生到现代民族国家挤压野蛮人空间的数千年历史，是野蛮人的黄金岁月。

赞比亚山地民族，位于东南亚内陆山区。

“茧化”与斯科特之前在《逃离统治的艺术》中的想法一脉相承。斯科特在东南亚研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生活在国家统治之外的东南亚山区（扎米亚）的居民自动选择远离国家的居住，并精心设计生产和逃离国家。生活方式;山药、红薯、芋头等块根作物，以及从新世界引进的玉米、木薯等作物，由于其自​​身属性，非常适合山区居民避免国家征用——即适应性强、生长迅速、不同阶段成熟、不需要太多照顾等（或掠夺）起了关键作用。因此斯科特称它们为“逃生作物”。可见，《茧》再现了这些观点和观点，并将其推向整个人类的宏观历史。

本书也强调了农作物的特性，但粮食的特性并没有给种植者提供逃避统治的可能，而是让他们屈服于国家的征用和控制。本书还从国家统治的边缘角度揭示了国家的非必要性和危害性。在这两本书中，斯科特的无政府主义观点都很明显。斯科特本人对此并不害羞。可以说，无政府主义视角让斯科特从近期的考古发现、史前史以及早期国家的历史研究中取材，完成了对传统历史观的颠覆。无独有偶，近年来出现的另一本试图改写人类历史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史​​》的合著者之一格雷伯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活动家和人类学家。虽然立场相似，但《创世黎明》对斯科特分析农业对不平等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影响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并排阅读这两本书。斯科特和格雷伯从无政府主义视角改写人类历史引起的热烈反响，体现了读者对这个“山再深，也无法避免征服”的时代国家力量无孔不入的认识。 ”的恐惧和厌恶。

文明的“陷阱”：人类的选择与命运

我对“茧”有很多疑问。首先，斯科特最重要的一点是，颗粒特性是状态形成的关键。然而，它需要更认真地对待另一种假设，即罗伯特·卡内罗的限制理论。理论）。迈克尔·曼关于早期状态形成的笼子理论也深受约束理论的影响。根据限制论，原始国家，即古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墨西哥河谷以及秘鲁深山峡谷和海滨河流域形成的早期国家，具有共同的特征。在他们的环境中。核心区的资源条件非常有利于农业发展。核心区四周是沙漠、高山或海洋，生存条件恶劣。由于环境限制，居民无处可逃，或权衡利弊后不愿逃离。在制约理论中，环境条件对人口造成的制约机制是国家形成的关键，种植什么作物并不那么重要。从限制论的角度来看，即使核心区种植各种块根作物，如果环境条件能够限制人口，就可以形成国家。到那时，国家自然会形成一套收集、测量、储存块根作物的制度（如将其磨成粉末并干燥，或烘烤），以及“农历”和农历的时间节奏。国家周围各种块根作物的生长周期。对我来说，通过与替代假设的对话得出更可靠的论点是学术的首要任务。然而，纵观整本书，斯科特似乎更关心的是输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而不是在材料和证据层面上获得对观点的有力支持。

《国家视角》 作者：（美）James C. Scott 译者：王小毅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

例如，斯科特所描述的早期国家与强制、控制和奴役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完全黑暗的形象。书中以中国的秦朝、埃及的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以及斯巴达等非常成熟的农业国家作为早期国家的例子。然而，以下情况更接近早期国家的情况：早期国家的控制手段极其有限，各种有利于控制的意识形态还处于萌芽阶段；早期的国家都是“城邦”，每个国家的核心区域都很小，大部分区域还不在国家的控制范围内；在早期国家无法掌控的广阔世界中，存在着大量的采集狩猎者，生活在国家“牢笼”中的人们离开了国家。回到狩猎采集社会也很容易。所以，初国形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可能管理太多的事情，威压也不算太强。

斯巴达城的废墟。

在社会学中，处理“国家”和任何重要概念的常用方法是用某种经典定义——比如韦伯对国家的定义——作为理想类型，然后将其作为理想类型运用到特定的历史场景中。 。各个国家都与这个理想的定义进行比较，从而迫使我们回到各种复杂的历史场景来理解和分析“国家”现象。斯科特在书中采用了更加人文主义的方式，即提出了“状态”的概念。在某个概念后加上“性”形成新概念的方法与社会学理想的方法有一定的相似性，因为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概念的清晰度和历史的复杂性。因此性紧张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在国籍概念的指导下，我们不需要担心一个政治实体是否跨过成为国家的最低门槛，而是考察其国籍程度。然而，斯科特对民族概念的使用却非常不一致。一方面，他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冲击平原上最早的国家，如乌鲁克，已经牢固地获得了“民族特征”；但另一方面，他把山地游牧的“野蛮人”描述为无国籍的人，似乎完全忘记了山地游牧部落有不同程度的民族性，酋长国、王国甚至大帝国也曾出现在其中。历史。这不免让人怀疑，斯科特是否为了论证的方便，故意对历史上出现的“野蛮人”的民族性格视而不见。

电影《塞迪克·贝尔》剧照。

斯科特对早期状态的定义很有启发性。然而，在他的讨论中，似乎当时的人们所面对的只是全国的一个帮派。事实上，当时的人们不仅要面对早期国家具有“常盗”性质的大流氓，而且还要面对各种具有“流寇”性质的小流氓。曼瑟·奥尔森的经典研究告诉我们，流动的土匪比常住的土匪可怕得多。这又让我们回到了霍布斯的国家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权衡利弊，我们是否只能接受大佬呢？对国家之外的暴力缺乏理解以及对霍布斯经典理论的轻微过失可能是斯科特书中的另一个主要问题。

虽然我对书中提出的一些假设和具体论点心存疑虑，但这并不妨碍我给予这本书很高的评价。我完全同意这本书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文明和国家的建立实际上是人类的破茧。或许我们不需要太拘泥于是谷物的特性还是其他原因，因为人类自从有了选择能力之后，就已经在自给自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我相信，对于深受农耕和定居文化影响、浓厚的民族历史传统、文明/野蛮二分思维、线性历史观的国内读者来说，阅读《茧中》一定会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历史观、历史观。 、方法，并接受影响。同时得到启示。斯科特的写作有力、精巧、流畅、优雅。译者田雷用精准的翻译很好地传达了这一优点，给中国读者带来了极佳的阅读体验，非常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