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韩冰报道，经过10年的等待，随着中国足球协会、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成立，中国职业足球将迎来里程碑时刻。中国足协将按照《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政办分离改革实施方案》的要求，明确中国足协和中国足协的职责和范围。中国足球的行政管理和职业联赛的运营将完全分开，联赛运营将由中国足协进行。共同负责。

即将进入中国足球历史舞台的中国足协不仅要立即投入精力积极运营职业联赛、招商引资，还需要妥善处理中国足球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历史问题- 大量的引援和调整。收费方面，中国足协独占中超36%股权过大，中超装备赞助被垄断。这三个“老套”问题都很棘手。短时间内可能很难取得突破。不过，中国足协未来还需要积极调查，根据实际情况拿出合理合规的解决方案。这让中国足球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回归赛场，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了限制俱乐部不计成本的过度投入，从欧足联到五大联赛，再到邻近的日本J联赛，普遍采用《财政公平竞赛法》，但只有中国足协采取了1：1的“调整费” “用于俱乐部签约。方法，造成历时8年多、总计18亿元的历史问题。

应该退还25%的调整费

调整费源于中国足协2017年5月发布的《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足字[2017]254号），其中《引援调整费的征收和使用》规定，对“调整费”的收取和使用进行说明。俱乐部引进转会费超过4500万元的外籍球员和转会费超过2000万元的国内球员，必须缴纳等额的引援调整费。中国足协收取的签约调整费纳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其作用是“资助中国足球公益活动、支持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促进足球运动普及、促进足球运动发展”。推进足球科技进步和公益设施建设，服务国家足球振兴战略和发展规划。

调整费从2017年夏窗开始收取，调整费的征收方式经历了从“等额缴纳”到“差额缴纳”的过程。征收范围也从签约费扩大到球员买断费、解约费等，使得调整费已全部征收到今天。目前仍是一个谜，估计高达1.5-18亿元。按照原来收取时的政策，25%的签约调整费可以退还给俱乐部，但只能用于俱乐部的青训。随着中超金元时代的结束，俱乐部经营陷入低谷。此时，调整费的回归已经成为中超联赛最大的历史问题。

此前，多家具乐部希望中国足协能够退还调整费，以缓解俱乐部的财务困难。然而，从收取调整费的那一刻起，就明确规定调整费只能用于青训，这让很多希望拿回调整费的俱乐部感到失望。随着中国足球青训工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中国足协的成立，历史遗留下来的调整费“老大难”问题终于给外界带来了解决的希望。

对于中国足协来说，调整费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从调整费的具体总额，到是否延长最高25%的返还比例，到调整费返还后如何监管资金使用，都需要根据情况适时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实际情况。如今，国内各级政府都特别关注青训的整体背景，也在推动调整费问题的解决。显然，如果调整费问题最终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这笔资金的用途最终将落到青训上。

解决还需要时间，但我们应该积极面对

调整费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中国足协成立后，解决这一问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毕竟这笔资金的保留和使用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

根据当时的政策，调整费的25%可以返还给俱乐部，但只能用于青训项目。仅仅退还25%的调整费就已经面临很多困难。至于剩下的75%未归还的资金，近年来饱受财务危机困扰的俱乐部一直在期待一个更有利于解决自身问题的解决方案。

向俱乐部返还调整费的具体问题。首先面临的困难是，当年缴纳签约调整费的一些俱乐部已经停止运营，其梯队和青训计划也不复存在。即使退回，根据当时的政策考虑，资金也已经拿不到了。其次，一些当年缴纳了引援调整费的俱乐部，虽然没有通过准入考试，但仍然保留了青训梯队。如果退回25%的签约调整费，如何保证退回后调整费可以使用？于庆勋呢？毕竟这样的俱乐部并没有在中国足协注册。中国足协、中国足协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和监督？对于仍在运营的俱乐部来说，调整费返还后，还将面临资金是否专门用于青训的监管问题。这就需要中国足协找到切实有效的监管方案。

调整费的25%部分应退还给俱乐部。如何退货？专项资金退回后如何监督使用？对此，中国足协需要开展扎实的调查评估，根据不同俱乐部的不同情况，拿出合理合规的监管方案。俱乐部可对每年青训费用进行预算，经批准后退还调整费。不过，这样的解决方案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国足协成立后必须理顺自身的继承权和处分权。毕竟，当年发文并收款的单位是“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治博字[2017]83号）。当然，只要中国足协、中国足协能够真正将调整费作为一个必须解决的历史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就可以提上议程并付诸实施。

此外，近年来，部分中超俱乐部陷入财务困境，难以维持一线队的运转，也难以投入更多资金用于青训。那么，在当前推动青训前所未有的利好背景下，调整费返还比例是否可以扩大呢？ ，也有必要中国足协根据实际情况给出明确的结论。此举客观上可以减轻俱乐部青训投入的负担，也可以进一步加大俱乐部对青训的投入。扩大调整费返还比例，也符合设立调整费专项基金发展俱乐部青训的初衷。本质上有利于中超俱乐部青训梯队的建设。

鉴于签约调整费的处理问题已经是一个“老大难”，在处理时，中国足协可以通过中超理事会自主协商具体解决方案，然后由中国足协足协和中国足协将向上级汇报，以达成解决方案。问题的目的。只有解决好调整费问题，摆脱金元足球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包袱，中国足协才能轻松前行。

此前中国职业足球管办不分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超联赛，其机构职能与职业联赛类似。中超公司成立于2005年初，管办分离的理念本质上是模仿英超联赛。但与英超公司不同的是，中国足协独家持有中超公司高达36%的股份，中超16家具乐部各持有4%的股份。

这意味着中国足协可以从版权、联赛赞助商、俱乐部球衣装备供应商等方面获得中超联赛商业收入的36%。从欧洲五大联赛到邻近的日韩联赛，所占比重主办国足协从职业联赛获得的版权和商业收入远远低于这个比例。中国足协早在2019年就宣布放弃中超股份，这对俱乐部也有利，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实施。

中国足协的成立，让中国足协从中超联赛中分离出来，也为中超联赛和俱乐部的商业收入最大化提供了希望。

国际通行做法，约占5%

从欧洲五大联赛到J联赛，各国足协和职业联赛已经实现了管办分离。虽然这些足协在职业联赛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足协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各级国家队版权、赛事管理和商业运营的相关收入。这些足协也从职业联赛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收入，但比例远低于中国足协在中超联赛中的36%。通常的做法是5%左右。

足协的收入主要来自各级国家队的版权、比赛日运营、商业收入以及与主办足协杯和业余联赛相关的收入。其中，足总杯版权收入谈判由英超联赛和英足总共同进行。足协占5%。同时，英超版权收入的15%将分配给英冠、英甲、英乙三个职业联赛，较小比例将“补贴”业余联赛。

欧洲其他四大联赛的足协从职业联赛利润中获得的分成比例与足协基本相似。例如，西班牙联赛将西甲和西甲的版权收入分成9%，其中3%缴纳给西班牙体育高级委员会，用于补贴其他冷门体育项目的发展；西班牙足协只有2%，2.5%分配给职业联赛用于降级。援助基金中，1%分配给西班牙职业足球联赛的行政费用，0.5%分配给职业球员工会。事实上，分配给西班牙体育高级委员会和西班牙足协的版权收入中总共只有5%不属于职业联赛的范围。

为了增加收入，西班牙足协不得不将超级杯决赛球队扩大到四支球队，并在沙特阿拉伯举办。它每年向沙特收取4000万欧元的主办费，其中1900万欧元分配给参赛球队，2100万欧元则由西班牙足协为该国使用。团体足球和业余足球的发展。意大利足协的做法与西班牙足协类似。它还将意大利超级杯决赛扩大到四支球队，并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以筹集资金。此外，意大利足协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国家队版权、比赛日、商业收入和比赛奖金。

至于邻近的日本足协，其主要收入不仅是国家队和足协赞助的天皇杯、各级业余联赛的收入，还有各种报名费。日本足协在每场J联赛的票房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仅为3%。

从世界各地足协和职业联赛的收入分成来看，一般不超过5%。相比之下，中国足协在中超的持股比例为36%，显得偏高。中国足协在中超联赛中的持股比例过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超俱乐部获得的分红。中超金元时代，虽然俱乐部单赛季分红一度突破6000万，但当时的签约费用往往都在十亿以上，这些分红就像杯水车薪。如今，中超俱乐部整体经营处于低谷。中国足协商业收入分成比例过高对俱乐部的影响比较直接，需要改进。参考欧洲联赛，将相关持股比例减少到5%可能太低，但36%显然太高了。需要找到一个更加合理的比例，让中国足协覆盖的三级联赛都能获得合理的收益。

造福联赛俱乐部，养鸡下蛋

中国足协在中超36%的持股比例是否应该降低到国际标准的5%左右，也需要中国足协结合中国足球的实际情况拿出合理的方案。中超联赛的商业收入并不高，每年版权收入1.5亿，冠名费1.2亿。考虑到其他赞助商的收入，一个赛季的总收入不会超过4亿。剔除成本和税费，按照目前的分红比例，每个中超俱乐部可以获得1000万左右。如果中国足协履行此前承诺，不进行分红或分红比例降低至5%左右，那么每个中超俱乐部将获得1000万元左右。俱乐部还能再得到大约500万。

管办分离后，中国足协也将基本退出职业联赛的管理，只专注于各级国家队、足协杯、青训和业余联赛。虽然近年来国家队的成绩并不理想，但中国队的商业价值并不低。中超金元时代，中国队的赞助收入达到了近6亿的巅峰。尽管近年来中国足球陷入低谷，但国家队装备赞助每年仍能产生1亿的收入。近年来成长迅速的女足，吸引了超过17家赞助商，赞助收入总计近亿元，加上足协杯等业余赛事，中国足协仅赞助收入就近300万元，还不包括各级国家队的版权收入和国际比赛日的票房收入。因此，即使离开中超，持股比例大幅下降至国际通行的5%，中国足协依然会有不少收入。用于支持各个年龄段的国家队、青少年训练和草根足球。

中国足协成立后，除了减持中超联赛36%的股份外，中国足协还应该放弃职业联赛的业务发展权和广告牌开发权，做到管办分离。管理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中国足协对职业联赛和俱乐部也有利，合情合理。毕竟“养鸡生蛋”才是更可持续的发展。

与中国足协一样，中国足协将中超联赛的版权和赞助商进行集体打包出售。但这样的集体一揽子商业收入，将不再存在过去经营管理不可分割的问题，能够真正让联赛和俱乐部受益。与此相比，至少俱乐部每个赛季的商业分红平均会增加近50%。俱乐部在职业联赛的商业谈判中更加积极。未来，职业联赛的商业收入将会增加，他们还将为中国足协监管下的国家队、足协杯、青训和草根足球提供一定比例的反馈，形成足球协会和职业联赛。联赛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除了引援调整费和中国足协持有中超36%的股份之外，中超装备赞助的集体包装模式也是历史遗留问题。随着中国足协的成立和管办明确分离，这个“老大难问题”也应该得到改善。

与签约调整费一样，中超俱乐部的装备赞助由一家赞助商垄断，这在世界足坛是非常罕见的。此举始于2009年，当时中超联赛正处于低潮期。中国足协并不看好中超联赛的整体商业价值。然而2018年正是中超黄金时代的巅峰，中国足协依然以底价提供赞助。公司续约10年，这对中超联赛的商业价值影响非常明显。

与中超版权合同要到2028年到期类似，中超俱乐部装备赞助集体包合同要到2029年才到期。新成立的中国足协可能会考虑在不同方面做出调整。以球衣为核心的中超俱乐部装备的市场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俱乐部能否自主选择装备赞助商，从而吸引更多球迷购买球衣及周边产品，释放商业收入的增长空间。

装备赞助运营要与时俱进

20世纪90年代J联赛初期，J联赛俱乐部装备赞助是由其本土装备制造商美津浓打包的。后来随着J联赛的发展，日本足协彻底放开，允许俱乐部自行寻找赞助商。进入21世纪后，除中超联赛外，只有北美大联盟和2005年成立的澳超联赛仍然实行俱乐部装备赞助的集体包装。在传统的英国职业足球联赛中，俱乐部自主选择装备赞助商的市场竞争是主要模式。

2009年中国足协集体为16支中超球队打包装备赞助时，就是基于当时中超联赛商业价值较低的情况。 2008年11月赛季结束后，央视停播中超联赛，中超联赛的商业价值直线下降。 2008赛季中超俱乐部的赛季分红只有区区150万，外加750箱啤酒和一台打印机。 2009年，足协每年获得1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亿元）的赞助合同，加上逐年增长10%的集体包赞助合同，每家具乐部可以获得150万元的收入和装备价值。 500万元。当时被大多数俱乐部接受。

装备赞助的集体包装模式对于拥有强大球衣购买力的顶级俱乐部来说是商业价值的低估——北京国安和大连万达能够获得500万元的装备赞助费，上海申花也获得了450万元。 。 2018年足协以总价30亿续签10年集体一揽子合同时，名义赞助费比2009年增长了3倍，其中现金收入只有8亿，剩下的22亿相当于设备。当时中超联赛正处于黄金时代，几家顶级豪门的最低赞助商价格每年都在5000万以上。据测算，当时16支中超球队的装备赞助市场价值每年至少4亿。

值得一提的是，没有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家队每年从同一赞助商处获得的装备赞助费高达1亿元人民币（约合1550万欧元），仅次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际顶级球队、意大利和西班牙。巴西、巴西、阿富汗七支国家队展示了中国足球装备市场真正的商业价值。

联赛整体装备赞助价值通常是国家队的4倍以上。当时，20支英超球队的装备赞助总额是英格兰队的8倍。即便中超联赛目前正处于低谷，16支球队的装备赞助市场价值也应该相当于联赛的商业赞助价值。对于新成立的中国足协来说，解决中超装备赞助“垄断”的历史难题，释放中超俱乐部装备赞助收入的增长潜力，是短期内增加俱乐部商业收入的重要手段。

打破垄断，增加装备赞助多元化

在版权和票房收入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中超俱乐部收入增长的最大空间是商业赞助收入，其中装备赞助和球衣广告是主要来源。中超联赛装备市场被同一赞助商垄断，中超联赛无法获得市场竞争带来的装备赞助商红利。这种市场竞争自然对俱乐部有利。正是因为不同装备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各个国家队和俱乐部豪门的装备赞助收入不断攀升并打破记录。

由于违约金额较高，中国足协无法像切尔西或俄罗斯那样终止此前的装备赞助合同，而选择金额更高的合同，从而让中超联赛形成多元化的装备赞助市场。不过，中国足协可以尝试谈判一份更高金额的合同。续约，或者吸引其他装备赞助商的竞争，最终导致俱乐部独立竞标装备赞助商。俱乐部不仅会获得更高的赞助收入，还会获得设计更吸引球迷的球衣及周边产品，从而大幅增加以球衣销售为核心的周边产品收入。

此外，中国足协也可能考虑继续放开球衣广告位。足协此前已将球衣广告位数量增加至5个，在保持球衣整体美观的前提下，继续增加球衣广告位数量将有助于俱乐部增加球衣赞助收入。在相邻的J联赛中，球衣广告位数量增加到至少7个。巴西和北欧联赛均拥有超过10个球衣广告位，最高记录为21个。球衣广告位的增加本身也反映出俱乐部在竞标赞助商时“从量变到质”的现实理念。

当很难找到单一顶级赞助商可以投入大量资金时，降低个人赞助价格并增加数量也可以显着增加俱乐部的赞助收入。对此，上赛季J联赛升班马町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町田俱乐部位于一座人口只有40万的城市。 2022年，町田的赞助商数量最多为375家。 2023年还在J2联赛时，俱乐部就有10家顶级赞助商，其中7家印在球衣上。町田将赞助商分为顶级、装备、白金、黄金、白银五个级别，其中甚至还包括理发店、居酒屋和超市。俱乐部2023年的赞助收入为26.56亿日元（约合1.33亿元人民币），位居中超榜首。

对于新成立的中国足协来说，需要在推动职业联赛市场化方面取得一些突破，切实帮助中超俱乐部增加商业收入，赢得俱乐部的认可。是改变中超联赛装备赞助垄断格局、积极鼓励和推动中超球衣赞助多元化的有益尝试。同时，尝试改变俱乐部的传统理念，在吸引町田这样的赞助商时，从追求“大企业高金额”的务实方向转变为“小企业低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