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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余死刑。

8月19日、26日，记者两次前往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与王斌余交谈了10多个小时。在获得信任的基础上，王斌余向记者透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期待脱贫致富

28日下午，在宁夏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记者见到了王斌余60岁的父亲王利平。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肩上扛着一根木棍，挎着一个布满灰尘的红布袋。袋子里装着几件秋衣和几个给儿子的青苹果。老人不远千里来看望儿子。他告诉记者，这对儿子来说并不容易。他从小生活就不如别人好。他要在家做饭、洗衣服，长大后就去外面打工。村里的人不出去打工就无法生存！我儿子一时糊涂就犯罪了。我不识字，但我知道应该按照国家法律处理。

我出生在甘肃省的一个小山村。连年干旱，家里收成歉收。我的母亲在我六岁时去世了。家里的生活很困难，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大炕上。这几年，我用打工的钱，在泥房旁边盖了几间砖房。但由于钱不够，新房的门窗还没有安装。

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我必须一边上学一边干农活。我必须在家做饭并照顾弟弟。小学四年级时，我辍学在家。

我一直想让弟弟上学，但父亲说，他就是不识字也活不好，更何况家里没钱。我弟弟二年级时也辍学了。

在家里，我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猫，总是想逃走。我出去打工是为了赚钱，改变命运，出名。

挣扎着被榨干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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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农民工问题专家李路生表示：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原因是80%的农民工是自愿打工的。他们没有技能和文化。他们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没有竞争力。同时，他们缺乏生活常识、法律常识、城市劳动常识，也得不到任何法律援助。

“经村里熟人介绍，我17岁就到甘肃省天水市打工。随后的几年，我去了甘肃省兰州、中卫、宁夏、银川、石嘴山、中宁等地。”在其他地方，我在建筑行业工作，也骑三轮车。

我刚到天水市做建筑工人时，每天的工资是11.5元。扣除4块钱的伙食费，最后得到了7.5块钱。后来我14岁的弟弟也来这里打工，每天5块钱。我们吃土豆、白菜、面条，便宜的蔬菜就买。我们住在大同一间用木板搭建的工棚里，一间屋子里挤了几十个人。

有一年春天，我在2米多高的地方搭钢筋，不小心掉进了下面7米多深的井里。里面都是薄薄的泥浆，我差点被淹死。后来大家把我拉上来，我终于逃过一死，却病重了。老板不肯看病，只给了我一些感冒药。

从2003年8月开始，我和陈某一起工作，他是一名包工头，他承担的工作又脏又累又危险。在石嘴山一家发电厂做绝缘子，一天收入27元。用于隔热的玻璃纤维导致我们全身出现红色肿块。我们实在忍不了，老板还骂我偷懒。

吴华是施工现场的负责人。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向我们出气。他让我去工地偷东西。如果我不这么做，他就会打我、骂我。我们通常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七点，有时要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我们只要天亮就工作。

我们的工资一般都是年底结算，只能跟他借钱。但即使工资结算了，仍会扣除300元的滞纳金。今年老板说晚上加班加8块钱10毛钱，但最后工资发了，能接受就接受了。

去年我们签了劳动合同，合同里写着要缴纳医疗保险。结果我生病了就拿不到。我胃有问题，花了1000多块钱，但是我自己付了钱。出现工伤的时候他们根本不负任何责任。建筑工地一名年轻男子腿部受伤，仍在干活。后来，他无法再工作，只能回家。

抵抗拿起了刀

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纪检二中队队长王作红：当我听说王斌余的案子时，我认为他是一个恶人。后来通过跟踪观察，我发现他很单纯，很善良。因为从小生活的环境不太温暖，所以在社会上受到了轻视和欺负。多次没发工资，产生了报复心理。

今年5月，父亲因去年盖房子摔断了腿，一直没有痊愈。家里急需用钱。另外，我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我实在不想再继续工作了，所以我想把今年赚的5000多块钱拿回来。但老板只给了我50元。

我很生气，就去劳动部门，他们建议我去法院。法院说要3到6个月才能受理这个案子，时间太长了，让我联系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立即给工地负责人陈某打电话，称其违反了《劳动法》。陈诬告我在工地偷窃铝板，并拒绝付钱给我，但我并没有偷。

5月11日，经劳动部门调解，工头吴新国向劳动部门承诺五天内结清我的工资。没想到，当我们回到工地时，吴华拿走了我们宿舍的钥匙，不让我们住进工地。晚上，我和哥哥没钱，但住酒店一天至少要10块钱，所以我们就去无心国弄点生活费。

吴新国一直不开门，所以住在附近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以及吴新国的妻子都过来让我们走了。吴华像骂狗一样骂我，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打了我和弟弟。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受够了他们的愤怒，所以我用刀刺了五个人。我当时很害怕，就跑了，到河边把血洗掉，然后到公安局自首。

关于尊重农民工权益的思考

宁夏宁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伯明：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民和农村问题，农民工也要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但与此同时，国家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只有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才能确保社会稳定。别让他们流汗后流泪！

下午我见到了爸爸，他已经这么瘦了。看到爸爸后我感到非常后悔，当时也很冲动。我做了蠢事，法律会追究我的责任。我认为自己不忠不孝。

说起来，我也是一个坏人，不应该杀人，我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件事对父母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爸爸说他支持记者采访。通过采访我并发表文章，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农民工。领导下来后，只看到这座建筑表面上完好。我们在墙上搭建，不小心摔死了。你知道有多少农民工在修楼过程中丧生吗？我知道有政策保护我们农民工，但如果下面的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

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的爸爸、爷爷、奶奶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一生受尽苦难。希望身边的人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看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们是友好的，可以互相帮助。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据新华社报道

经常看报纸的市民对农民工爬塔吊的新闻感到“厌倦”。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农民工对这种索要工资的方式不“厌倦”呢？

还存在建筑工地设施被盗、夜间破窗入室盗窃、甚至走廊杀人抢劫等情况。报纸上的文字让人在夜间行走时遇到打扮成农民工的人感到紧张。尽管我们清楚地知道，应该痛恨的是犯罪，而不是农民工。

如果一个农民工因为工头拖欠工资、没钱回家过年而杀人抢劫，我们该恨谁呢？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直接伤害的是农民工，但潜在的危险也危害到社会层面。

人们常常问：人的生命值多少钱？王斌余5000元的工资只拿到了50元，而工头付出的代价就是四条命。这里没有人敢建立同等价值的链接。

只是忽略了，对于王斌余这样的农民工来说，5000元的工资就足够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了。断绝人们的口粮，不也是谋财害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