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第二阶段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第三阶段为20世纪下半叶世纪。

在这三个阶段，人权主义兴衰，形成马鞍形。第一阶段是西方人权理论的兴起和繁荣阶段，第二阶段是衰落阶段，第三阶段是第二阶段繁荣阶段。这种马鞍造型的出现，符合近代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

第一阶段，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蓬勃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推进。资产阶级继续在西欧国家取得经济和政治统治地位。启蒙运动的思想和理论正是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反思和精神武器。

如果要用一个名字来概括启蒙运动的思想，那就是人文主义或人文主义。它是批判封建主义的利器，是彰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精神手段。人权学说是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主义可以简单地表达为对人权的尊重。

到19世纪中叶，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已接近完成。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资产阶级还继续加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这些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抗议和反抗，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抽象人文主义及其人权学说的局限性和虚伪性越来越被先进知识分子所认识。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抛弃和批判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主义。从此他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阶段的这种经济政治形势导致了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衰落。

二战结束后，人权理论的研究再次达到高潮，这也是由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决定的。二战亚洲和欧洲两个战场上，有40到5000万人死亡。特别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犯下了前所未有的令人发指的惨无人道罪行。战争的幸存者和所有善良的人们每每想到这一点，都感到厌恶。这是人权研究重新兴起的社会根源之一。

经过战后数十年的努力，许多国家的经济不仅恢复了，而且大幅增长。然而，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战乱不断，灾害频发。人们衣食无着，连生存都没有保障。即使在发达国家，侵犯人权的现象也层出不穷，而且愈演愈烈。这是人权研究重新兴起的第二个社会根源。

新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使地球上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提高了很多。然而，生产的无节制发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资源枯竭，空气、海洋、河流。土地污染严重，植被破坏，森林减少，水土流失，沙漠扩大，总之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人权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严重威胁。这是人权研究重新兴起的第三个社会根源。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出现以来，资产阶级就攻击它违背了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活动被贴上了反人道主义的标签。二战后，发达国家政府继承了这一做法，继续高举人权大旗。他们自诩为国际人权卫士，推行“人权外交”，向社会主义国家施压，推动这些国家“和平演变”。这就是人权。第四个研究复苏的社会根源。

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理论界逐渐认识到，人权不是资产阶级概念，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过去他们只看到人权的阶级性，这是片面的。现在我们应该对人权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否则很难还手。西方国家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状况也不尽如人意，应该大力改善。这是人权研究重新兴起的第五个社会根源。当然，还可以列举其他根本原因。 。

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的差异，这三个阶段的人权学说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第一阶段的人权学说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人权学说是全面的、普遍的。启蒙时期的人权理论已经超越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权思想的单纯性，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系统理论。然而，当时最著名的人权理论如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自然人权理论或者说人的自然权利理论与社会契约论尚未形成严密而严密的理论。完整的人权理论。相反，它们是包括人权理论在内的综合社会理论。它的组成部分包括哲学、社会学、国家学和政治学。教义、伦理、法律等

诚然，时至今日，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很难将它们完全分开。它们常常相互渗透、交叉。但今天这些学科已经是根据对象不同而相对区分的专门研究领域，不再像当时那样笼统。 。今天的人权理论也是全面的，但它的全面是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的。当时，人权理论的综合性缺乏细致、深入的分析。这是一门学科在起步阶段往往具有的普遍性和普遍性。歧义。

因此，当时人权学说的代表人物往往是政治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清楚地认识这一特征很重要，因为这将使我们能够历史地、正确地对待这些思想家及其人权学说，并将他们的人权学说与他们的广泛阐述区分开来。

第二，人权学说是人民性的、资产阶级性的。启蒙思想家的人权学说是为了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彰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需要而提出的。其阶级性质十分明确，尽管他们讲每个人生来就有自由平等的人权，并自称是整个民族。受苦人类的代表，但由于他们否认所代表的人民之间的阶级差异和对立，主张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他们宣扬的自由平等实际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他们所说的人权是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人权。

从本质上讲，这种人权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当阶级利益发生冲突时，其局限性更加明显。但也应该承认，他们的人权学说也具有一定的大众性，即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诉求。这不仅因为新兴资产阶级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有资格代表新的生产力和人民，而且因为启蒙思想家对劳动人民的真诚热爱和对劳动人民利益的维护也体现在他的思想中。著作。

卢梭抱怨封建专制制度说：“年轻人指挥长辈，愚者引导智者，一小部分人坐拥金城，大多数饥饿的人没有办法谋生。这就是显然违背自然。”他号召人民用暴力推翻政权。统治者的暴力认为“以绞死或废黜暴君为目的的暴乱是一种合法行为，就像他昨天针对其臣民的生命和财产所犯下的暴行一样。是暴力支持他，也只有暴力推翻他”他 ”。总体而言，启蒙学者的人权理论是进步的。它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确实极大地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三，人权主义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前面我们讲过它与历史观念的密切关系，那么指导它的历史观念是什么呢？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自然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都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解释，即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权丧失与恢复的历史，即丧失的历史。以及人性的恢复。各个启蒙学者对人性或人权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的理解，但都认为人性的发展决定了整个人类历史的面貌。归根结底，他们用头脑解释历史，陷入唯心主义。启蒙学者的自然观往往是唯物主义的，但他们的历史观仍然无法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

第二阶段的人权学说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资产阶级人权理论失去了进步性，在理论上没有新的进展，逐渐成为攻击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工具。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 19世纪上半叶曾多次爆发。工人阶级起义。

人们发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共和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代名词，自由、平等、人权不过是富人剥削、压迫穷人的遮羞布。启蒙学者的人权主义逐渐失去了民族荣耀，但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没有放弃人权的旗帜，并发明了人权主义的新用途：明目张胆地用人权主义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制度性和永恒性，把人权理论批判的焦点从封建统治阶级转向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国家。

由于国家发展的复杂性，一些思想家并没有失去启蒙学者的风采，比如意大利民主革命家马志尼，还有为解放黑人奴隶而牺牲生命的美国总统林肯。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观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热爱，但现阶段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主要特征是日益反动。用人权理论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很多。

例如，教皇利奥十三世在《劳工通谕》中抨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谬误”，宣称私有制源于人性，主张工人与资本家合作谋求共同幸福。又如，波普尔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国家理论是建立在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即“最无耻、最野蛮的剥削时期”。他也反对用“人类自由的概念原则”、“人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地签订有利的契约”等来捍卫这种资本主义，但他认为这种无限制的自由资本主义完全是马克思的假设，实际上并不存在，换句话说，它在19世纪仍然存在，但现在已经被计划性的国家经济干预所取代。

但“干涉主义极其危险”，“只有自由才是可靠的保证”。这样，波普尔就回归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立场，维护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回应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里坦是另一位公开批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用人权学说捍卫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

他是20世纪著名的新托马斯主义者，主张“以上帝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他在《人权与自然法》一书中将人权区分为个人权利、公民权利和工人权利。看起来他很重视劳动人民的权利，但是这样强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工人阶级从看重经济技术的旧的社会主义观念和集体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使“工人与雇主建立公正的关系，在雇主面前表现得像成年人，而不是孩子或奴隶”。显然这是为了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

第二，与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异军突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人道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对启蒙学者的人权学说持积极和认可的态度。当他们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时，他们批评并抛弃了人道主义历史观，但他们并没有否认处理人际关系的人道主义原则。他们揭露了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阶级本质，批评了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但他们并没有普遍否认人权观念。

他们认为，人权概念是一个历史概念，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制度。在私有制条件下，自由、平等、人权无法真正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必须建立在消除私有制和阶级对抗的基础上。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

这些思想为建立科学的人权学说开辟了道路。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关于人权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理论，而不是从积极的角度建立系统的人权理论。前苏联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呈现空前繁荣，但人权研究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这种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的人权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一步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体系。这个任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一定能够完成，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才能完成。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有必要对历史人权学说进行深入研究。